導讀：站在局外，許多不熟悉的人對我從事的工作看得很簡單：不就是幫拆遷戶打打官司、要要補償嗎？說來說去，還不是拆遷戶為了錢？
這樣說，的確有幾分道理，因為法律存在的意義，本身就是為了調節(jié)社會不同階層、不同角色的利益。如果哪一天真的沒有利益的矛盾，律師也許就真的沒有存在價值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深深地感到，今天的中國之所以需要大量好律師，不光是因為利益，更是因為許多人法律意識的落后！
本文摘自楊在明律師著作《我是這樣代理拆遷案的——民告官的行政訴訟》
君不見，有的人總是將自己看得低微渺小，“民不告官”、“窮不斗富”的想法始終在他們的腦海中縈繞。結果，他們在強勢拆遷方面前形如木偶、任人擺布。
?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?
君不見，有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合法維權，他們動輒想要利用無限制的盲目反抗作為籌碼，期望獲得自己不應獲得的利益。結果，他們的維權只會走入既缺理又違法的死胡同......
?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?
妥協(xié)還是反抗，都需要有充分的維權意識。否則，就會帶來難以想象的后果。
燕都市旭日區(qū)明家莊的李女士，就因為其缺乏理性上的自我保護意識，而陷入了一場訴訟中。
?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?
2008年，乾元國際大廈的項目建設進行到拆遷階段。
李女士在拆遷范圍內有一套房屋，建筑面積為40.53平方米。2008年，急迫的拆遷方找到了李女士。沒等李女士開口談條件，拆遷方來人笑瞇瞇地說，這一回，公司準備下大本錢進行拆遷，一切補償都好說。
李女士原本沒想到對方會這么痛快，也感到很舒心。雙方很快就談好了條件，總共補償款為138萬元。等大家面對面坐在桌前準備簽字的時候，公司代表掏出的卻是三份協(xié)議。
看著李女士莫名其妙的表情，公司代表笑著解釋說：“您放心。這三份協(xié)議，都是一回事，加起來就是138萬的數(shù)字。只不過，給您的補償這么大，不方便直接寫在一份協(xié)議上......我們可沒壓價，您也別為難我們......”
李女士仔細看了看三份協(xié)議，補助費分別是52.1萬、40萬和47萬左右，加起來，數(shù)字的確沒錯。她雖然有點猶豫，但想到只要簽了字，也不怕對方不認賬，便爽快地提筆簽了協(xié)議。
?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?
等三份協(xié)議全部簽完，對方突然把腦子一拍：“哎呀，瞧我這記性，我今天從公司出來太著急，居然沒帶上合同章!”
李女士說：“不蓋章，這合同還能生效嗎？”
來人說：“當然能，那么這樣吧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我就把原件帶回去蓋章。然后留一份復印件給您”
李女士想了想，都簽了字，也沒有什么可擔心的。再說，萬一和對方鬧僵，對方反悔怎么辦？就這樣，她稀里糊涂地答應了。
三天之后，李女士的房屋被公司拆除了。但李女士左等右等，卻沒等到銀行賬戶里面多出來的那138萬元。
無奈之下，李女士找到了拆遷方燕都特爾置業(yè)有限公司，請求對方按照協(xié)議支付款項。對方也一口答應，沒幾天后，李女士收到了銀行短信，但數(shù)字卻讓她大吃一驚：您的銀行卡已入賬52萬元......
為什么是52萬元？協(xié)議上不是明明簽了138萬？
李女士隱約感到，自己上當受騙了。她拿著協(xié)議復印件找到公司，質問為什么不按照協(xié)議來，沒想到，對方換了一幅面孔，直接說根本不知道她拿著的是什么。為了維權，她又跑到旭日區(qū)房屋管理局，結果房管局從備案里抽出的只有一份協(xié)議------恰恰就是52萬元的那份！
事情很清楚，另外兩份協(xié)議，拆遷方根本就沒有在房管局進行備案！
原本想為了自己的利益，退讓一步，給對方方便，也給自己方便。沒想到，自己卻遭到了對方的欺騙。真相大白的這一刻，李女士才感到自己無知和軟弱。如果當初堅持按照法定程序簽約，如果不是為了利益而愿意接受對方的隨意操作，自己怎么會落到這樣的境地?
在簽訂拆遷協(xié)議的時候，拆遷戶就應該注意搜集保留所有的第一手證據(jù)，防止出現(xiàn)拆遷方耍賴的局面。
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(xié)議，本身和一般協(xié)議就不同。大都是由被拆遷人先簽字，然后由拆遷人蓋章，很多時候簽的都不止是一份協(xié)議。這樣，就需要拆遷戶注意，保留那些能夠證明簽了幾份協(xié)議、總金額是多少的證據(jù)，防止出現(xiàn)意外情況。
對此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用錄音將拆遷協(xié)議的內容記載下來?；蛘?，將協(xié)議的內容落實到紙面上，請拆遷公司的負責人簽字。等到有了正式協(xié)議，再進行交換。如果李女士這樣做了，就因為自身的維權行為，而難以被輕易欺騙。
但現(xiàn)在，陰暗的情緒籠罩了李女士。起初她無所適從，不知道自己該怎么辦。隨后，她多次向旭日區(qū)政府、燕都市政府進行信訪，而幾次協(xié)調下來，政府有關部門也表示沒有辦法。畢竟，最終形成的合法協(xié)議“只有”一份，李女士既沒有原件，也提交不出任何證據(jù)，她很難證明當初談妥的價格是138萬元。
看準了這一點，開發(fā)商和拆遷方負責人更加有恃無恐。他們口口聲聲說：“不是不給你錢，是給你錢，你不拿。我們企業(yè)按照協(xié)議辦事，我只對簽了字蓋了章的協(xié)議負責！”
顯然，由于李女士當初的軟弱昏聵與授人以柄，現(xiàn)在開發(fā)商完全占據(jù)了主動權。他們擺出“我就是不認賬”的姿態(tài)，一時間，讓李女士毫無頭緒。
?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，征地補償?
在走投無路之下，李女士找到了我們律師事務所。聽聞事情進展之后，我們的律師忍不住批評她缺乏維權意識、缺乏法律知識，明知道對方的操作不合法，還是甘心“配合”。結果，最終讓自己陷入難以進退的泥沼。
當然，教育歸教育，作為律師，我們必須要為代理人負責、為法律負責。計劃很快就形成了。第一步，我們向旭日區(qū)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確認那份52萬的拆遷補償安置協(xié)議無效。
但問題是，李女士之前的法律意識不強，以至于拆遷方根本就不拿現(xiàn)在的訴訟當回事。案件開庭的時候，公司負責人不到場，簽字的拆遷工作人員也拒不出庭，他們的代理律師什么都不愿意交涉，更不愿意接受調解。對方提出的錄音證據(jù)里面，只有當初政府主持調解的錄音，卻沒有任何證據(jù)證明三份協(xié)議的存在......
形勢嚴峻，由于證據(jù)明顯不足，當事人正處在非常被動的地位。果然，法院很快宣布，駁回我們的訴訟請求。
第一輪訴訟就此以失敗告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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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已至此，李女士終于體會到無底線妥協(xié)帶來的悲哀。但作為律師，我們不能放棄努力。為了給拆遷方施加足夠壓力，我們就他們的拆遷許可證向燕都市住建委提起行政復議的申請。
幸運的是，行政復議還沒有正式開始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該拆遷項目甚至還沒有取得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。這樣，他們顯然違反了有關法律的規(guī)定！
圍繞上述情況，我們立刻向旭日區(qū)建委提起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，并要求對方拆遷公司進行依法查處。
李女士了解這些事實，感到又氣又悔。她氣的是，這家公司明明自己違法在先，居然還用這樣的手段來欺騙自己，悔的是，自己簡直太好說話，太軟弱了，居然被一直蒙在鼓里。
我們很快打算對旭日區(qū)建委提出行政訴訟，以追究其作為建設主管部門的處罰責任。按照法律，只要行政訴訟一開始，該公司的工程就會停工，而巨大經(jīng)濟損失會隨之到來。這樣，在建委的出面調解下，李女士終于拿到了其應得的全部拆遷補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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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那些采取暴力應對暴力的拆遷戶，李女士走向了另一個極端。其實，類似這樣的情形并不少見，許多拆遷戶在對方的許諾的利益面前，丟失了應有的警覺，失去了原本應該保持的維權意識，結果一旦被騙，就會陷入全面的被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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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李女士遇到的這種情況之外，還有所謂“空白協(xié)議”的伎倆：拆遷戶聽從了拆遷方的“好心勸告”，簽訂了協(xié)議，但是協(xié)議中賠償內容卻是完全空白的，拆遷方拿過簽訂的協(xié)議，賠償內容上卻擁有了主動權，他既可以拿出協(xié)議，也可以不拿出協(xié)議，尤其是其中賠償金額的一部分，拆遷方更是能隨便填寫，這就讓拆遷戶即使尋求法律保護也會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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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于這種善良而單純的拆遷戶，我想說，無論是怎樣的利益誘惑，都一定要保持應有的警惕，做好維權的準備，保護好自己應得的權益。這樣，就算對方最終毀約，也將背上沉重的法律負擔。
如果今天每個拆遷戶都有著合適而理性的維權意識，那么，拆遷方違反法律的行為也將大為減少，這種情況，不論是對社會和諧、對經(jīng)濟發(fā)展還是對整個法制體系的建設，都將帶來不同尋常的意義。
